全真圣地大重阳万寿宫及祖庵碑林简述 大重阳万寿宫位于终南山北麓,西安市西南40公里处户县祖庵镇,全真教祖师王重阳早年修行成道和遗蜕安埋之所,是全真教的发翔地,也是我国道教的三大祖庭之一,历来就有“天下祖庭”的遵誉和“全真圣地”之盛名,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重阳万寿宫因全真教师祖王重阳而得名。王重阳,讳 ,字知明,号重阳子,陕西咸阳大魏村人,家业丰厚,早年曾于京兆府学修进士业,文武两长。时值宋金交兵于陕,建炎四年(1130),金人长驱入关,破陕府,王的家乡咸阳亦被金人所占,王重阳自幼“任气好侠、少私寡欲”、“文武两迸皆无所成”,目睹战乱之患、黎民之苦,既不能救百姓于水火,亦不能止金人之暴殄,做为一个徒有节气的士人,深怀隐恨而绝尘离世,避处宋金交界的终南南时一代(今户县祖庵镇北2公里南寺村)。据陈垣《元史》考定,密国公金源寿《全真教祖碑》碑末铭文有曰:“幼之发秀,长而不群,工乎谈笑,妙于斯文,又善骑射,健勇绝伦。以文非时,复意于武,戡定祸乱,志欲斯举,文武二进,无不我与。盖公宿缘,道气为主,慨然入道,真仙自遇,顷刻授之,口诀秘语。人呼害风,先生承当,或歌或舞,以酒徜洋,维摩非病,按舆不狂,肆口而发,皆成文章”。金正隆四年(1159),在甘河(今陕西户县甘河)遇二位高道点化(传为钟、吕二仙),开始了他清修悟道,劝道授徒、立教济世的历程。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在南时自凿一穴,自名“活死人墓”,独居其间,参悟玄机;越二载,在刘蒋(今陕西户县祖庵重阳宫现址)结庵劝道;大定七年,东出潼关抵山东宁海一代,收马丹阳、孙不二、王处一、丘处机、谭处端、刘处玄、郝大通为徒,世称“全真七子”;大定十年正月初四日,在汴京(今河南开封)羽化;大定十二年,马、丘等门人率众将其仙蜕迁至刘蒋安埋。《广宁通玄太古真人郝宗师道行碑》(徐琰所撰)云:“重阳真君不阶师友,一悟绝人,殆若天授,起于终南,达于昆嵛,抬其同类而导之,锻炼之,创立一教日全真。其修持大略以识心见性、除情去欲,忍耻含垢、苦已利人为之宗…… 老庄之道于是乎始合。重阳唱之,马、谭、孙、刘、丘、王、郝七子和之,天下道流祖之,是谓“七真” 。大定二十六年(1168)长春子丘处机至刘蒋,构祖堂,谓之“祖庵”;承安二年(1197)金章宗敕名“灵虚观”;元太宗窝阔台汗台10年(1238),因此观为王重阳炼真开化之地,奏请朝庭,奉敕更名“重阳宫”;元世祖二年(1265),赐封祖庭为“大重阳万寿宫”。 大重阳万寿宫随道“全真教”的兴衰而兴盛与衰落。王重阳创立的“全真教”,以宋、金、元的民族矛盾之战乱为时代背景,以唐以来的“三教同源说”为教义,广大方便之门,迎合了儒、释、道三教门人的心理,加之,其“祖述黄老、宪章庄列”的民族文化,在修持和处世观上以“苦已利人,普度众生”为“功行”,融汇儒、释二教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道教的宗旨,宣扬老、庄清静无为思想,突出钟、吕丹道内练功法,一洗传统道教末流诈伪之弊,满足了一些怀才不遇知识分子和苦难民众寻求精神解脱的心理,拯救北方汉民族倒悬之苦,在乱世给之以传统汉民族传统文化的精神慰籍,成为战乱中丧家失所和耻事金、蒙的节士纷纷投入的“桃园洞天”。姬志真有诗云:“中原虎狼怒垂涎,幸有桃花隐洞天。流水落花依然在,诸家乘取断头船。”众多文人节士的纷纷涌入使教风大振,为全真教在以后几百年来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如王重阳东游所受的“全真七子”、随丘处机去西域的“十八宗师”、以及马丹阳门下号称“十大解元”的十大弟子,或身出名门富户、或节气干云,多为富学卓识之士。 全真教的中兴得到当时统治阶级的宠重与扶持。自大定27年(1187),王玉阳奉金世宗诏至燕京咨其延生之理起,丘长春等高道不断得到皇室的宠重,赐中袍紫衣、赐钱物、赐道观、御书撰额光耀祖庭,不少高道在帝王之测而显贵一时。至此,全真教及重阳宫不断受到朝庭的重视和敕封,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1296年至1310年间全真教的“五祖”、“七真”及丘处机的18弟子皆得到元的封赐。历任掌教如:尹志平、李志常、张志教等,不少出任掌教大宗师、知集贤院道事者,其贵盛堪称当时诸教之首。 皇室的宠重与扶持使全真教在北方地区有了很大的发展,当时的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地全真教宫观,星罗棋布,道士、女冠、无难以数计,其祖庭重阳万寿宫也因之得到不断营建修葺。从《玄门弘教白云真人綦公本行碑》碑阴《重阳宫图》可以看出:自元太宗窝阔台6年,(1234)年清和真人尹志平掌教至终南“剪芜平丘、筑垣架屋”,奉敕更名“灵虚观”为“重阳万寿宫”起,经过54年的营建,其规模大致已定。此时的重阳宫东至涝水、西至甘河、南抵终南山、北临渭水,殿阁廊庑,碑塔楼门,星罗棋布,整体建筑5048间,住道士近万人。《李道谦碑》日“重阳为宫,四方都会,园田殖业,收入不少”《孙德 碑》日“终南有甘、涝二谷,岁数园林水利,以瞻其徒”,表明重阳宫占地之广,物产之丰。加之朝庭的特殊政策,“兵车租庸不征”(《敕藏御服碑》)、“诏有司毋令侵扰”(《孙德 碑》)为,为全真祖庭的建造提供了有利的物质条件。随着祖庭的复兴,以重阳宫为中心,在关中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宫观众群。《终南山仙真内传》卷下洞真真人条载:“不十载间,雄宫杰观,星罗云布于三秦之野,其祖庭制度为海内林宫之冠”。 至明,兴盛至极的全真教,因受元室极力推崇而遭受冷落,宫观亦日渐潇条。明末清初,历经战乱的重阳宫“垣墉崩塌、殿宇倾颓、野居而露处”。乾隆47年(1782)年“镇堡士庶慨然而修葺之”。然此次重修属民间捐资,不再是大兴士木,而是小修小补,远不及元之盛。解放初仅存老君殿、灵官殿和祖师殿等建筑。老君殿在文革中被拆除,碑石多散弃于田野间,1962年将散置的碑古集中迁至原玉皇殿旧址,形成祖庵碑林。 元之重阳以全真祖庵名重天下,今之祖庵以碑林扬名海内。祖庵碑林现存碑石40余通,其中刻文33通、诗词6组、画像2幅、题词二帧、图一幅。除《全真教祖碑》为金末刻立、《重阳宫住持侯园方重修祖庭碑》(1445)、《庙产碑》(1492)、《唐吴道子戏笔》(1500)三通为明清刻立外,其余皆为元代刻立。元碑制形上窄下宽,略呈梯形,体制高大,气势雄伟,碑高一般在400厘米左右,宽130厘米左右,厚40厘米左右。特大者《十方重阳万寿宫记》高516厘米,宽156厘米,厚50厘米;《大元敕藏御服碑》高523厘米,宽138厘米,厚35厘米;最高的《马真人道行碑》高606厘米,宽153厘米,厚37厘米,一般为螭首龟座,形象逼真生动,显示了元代的雕刻艺术水平。 祖庵碑刻颇为系统、清晰的反映了全真教、特别是重阳宫的创立、发展和衰落,其内容多为皇室的敕辞圣训、全真教修行的法旨要奥及众高道的道行碑记为主。由于金元时期全真教的贵盛,许多高道与朝野名流交往甚密。因重阳宫碑刻多出于名家手笔。《孙真人道行碑》、《大元敕藏御服碑》为元赵孟俯 所书,赵氏《石墨镌华》以前碑为据,品评其书法成就曰:“虽书出李北海而加以婉媚,所可取者,生宋四家后能一变其倾欹笔耳,以方北海,北海瘦而劲,拙于藏锋;承旨(赵孟 曾官居翰林承旨)肥而缓,巧于取态”“姿韵溢出波拂间,盖能用大令指于北海 者”。《敕藏御服碑》碑阴“敕赐大重阳万寿宫”八个大宫,为溥光墨迹,赵孟 曾给很高评价:“当世书无逮我者,而此书乃过我”。《披云真人道行碑》为韩冲所书,书法右军圣教序,颇园熟可喜,元之嘉刻也(《陕西金石志》)”《重阳祖师仙迹记》为元文学家姚燧所书,“书全出平原、为能书者也(石墨镌华)”。《天乐道人碑》、《刘海蟾诗碑》为宋渤所书,笔力挺拔遒劲。其他诸碑如:《无梦令》、《清和真常二大宗师仙翰》、《全真教祖碑》、《马真人道行碑》等,分别为王重阳、尹志平、李真常、李道谦、孙德 等一类高道所书,各具特色,是研究道教文化,具有文献史料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 现存于碑林的六通元代圣旨碑,其中五通为蒙汉文合刻,系蒙古巴斯八文字,是弥足珍贵的语言文字资料,这种巴斯八文字,属元代官方文书的通用文字(全国仅存巴斯八文字、文物约20多件),对研究元代文献泽名的还原及演变尤其具有重要意义,是研究古代蒙古语言文字珍贵的一手资料。 自1262年起全真教祖庭开始给德高望重的师真刻石立碑,计立碑者有:杨贞明(立于1262)、尹志平(1264)、张志敬(1272)、王重阳、周全阳(1275)、高道宽(1278)、马丹阳(1283)、綦白云(1288)、李道谦(1306)、李无欲(1315)、宋披云(1320)、孙德 (1335)等12人,众多高道的碑铭不只是个人传记,不仅记录了重阳宫的发展史实,同时,也反映了金元时期,全真教在我国北方地区的活动情况。此外还有《重阳祖师仙迹记》(1276)、《栖云真人开涝水记》(1279)、《全真教秘语碑》(1306)、《皇帝恩封全真五祖七真敕辞》(1310)、《崇道恩命碑》(1311)、《皇帝玺书》(1326)、《宸命王文》(1313)、《大元敕藏御服碑》(1315)、《真元会题名记》等,记录了我国北方地区部分高道名号和道观,历溯了道教由老子而后的历代皇室遵道崇教的始末,展示了全真教的创立、发展的渊源,表现了其教史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一些碑文还记录了当时社会的阶级矛盾、民风习谷、人生际遇等方面的真实情况,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具有极高的史学价值。其中《开教密语碑》、《无梦令》等碑记载了许多全真教修行的法旨要奥,对人体科学的探索亦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