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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世界里,每个行业、每个领域,都有水平高低和能力强弱的人之差别,几乎不存在同等均分的地方,文化界有泰斗和学者之分,商界有大企业家和小商小贩之别,政界更无需赘言,就连太极界也有大师和拳师之分。从来都是大小高低之分。
不知你是否发现,不论是哪一种行业,哪一个领域,处于顶层者,其之所以居位于此,往往不仅在于专业本领的过硬过强,更在于其眼界的开阔和境界的超脱。而后者或许更重要,更关键,也更耐人寻味。
比如梁山好汉的宋江。
梁山好汉共推宋江坐头把交椅,宋江稳居老大之位不动摇。聚集梁山的一百多位英雄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出手不凡。唯独宋江,原为体制内一小小押司,连“官”都算不上,仅仅是一个负责文书的小“吏”。上了梁山,论文笔,他并不出众,因为起先他并非什么才子,若是科举宠儿,或许他早就抱着金饭碗作威作福了;论武艺,他更是乏善可陈。
就这样一位既没有文韬武略,又没有高超武艺的柔弱男子,竟然受到大家的衷心拥护和一致爱戴,甚至是至死不渝的追随。到底是为什么?
宋江别号“及时雨”,兄弟们谁有困难都会行侠仗义,舍命相救,尽管个人能力有限,但他的对外斗争激情和对内深切感情,足以号召起一大批追随者。他还扛起了行侠仗义的大旗,宣扬替天行道、患难与共、忠义为先,这些都是其他人所不具备的境界。梁山好汉个个孔武有力,刀枪不入,唯有宋江识得人心和大势,并在个性鲜明的好汉中间玩转得游刃有余。
所以,大家共推宋江主持聚义堂事务,并把命运绑在宋江身上,随他赴汤蹈火,跟他共图大业,奉他位列老大。
再比如中国的财神。
传统中国推行“重农抑商”的国策。抑制商人,不仅可以避免富户屯钱造反,还可以减少人口流动,但历代都不乏巨商大贾的出现。明清时期,还出现过像沈万三、伍秉鉴、胡雪岩这样的世界级富商。但“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这些富商都没有被抬上神坛,无不早早谢幕。今天商家信奉的财神爷,竟然是三国时候耍大刀的悲情将领关云长。
关云长怎么能外行“领导”内行,被委任为招财进宝的财神爷呢?历史上,有个难辨细节真假却安在了关云长身上的故事:关云长被敌手曹操擒获后,不为名位财富所动,毅然回到结拜兄长刘玄德的身边。刘玄德既是关云长的哥哥,又是主公,所以关云长做到了忠义两全。
关云长死后,历代给了他很多封号,但都离不开“忠义”两个字。尤其是“义”,从事商业贸易,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讲求诚信,没有人愿意和做人失败者做买卖。关云长不是商人,军事谋略也不敢恭维,但在做人上他是值得称道的。这种重义气、轻财富、够哥们的洒脱和豁达,是一种超脱世俗的境界,因此被诸多商人企业家看好,关云长成了香火旺盛的财神爷。
宋江和关云长的事例都说明了境界对人定位的重要性,境界的底色是德行,所谓“小赢靠智,大赢靠德”是也。
但好些时候,人们都把人生看得如此复杂,如此悲怆,如此坎坷。在众人眼里,做人难,做事同样难:江湖充满潜规则,深浅难测;生活充满琐碎事,激情难留;精进充满迷茫感,方向难寻……难道人们真的难以有超越一些、豁达一些、潇洒一些的底气和资本吗?答案非也。
一代又一代的人,无不是为了那几个大道理而活的,我们没必要把人生复杂化。
先贤管子看来,“道德当身,故不以物惑”。涂出人生亮色,坚守做人做事大原则、大道理是前提和基础,我们的祖先早就规范出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为准则,不外乎“仁义礼智信孝悌廉耻”几点。把人生看得复杂难堪,归根结底在于现实的利益诱惑和具体的价值取向往往遮蔽前行的双眼,从而导致人的短视、盲从,甚至误入歧途,背道而驰。
江湖历史也是如此。一流的太极大师,从来都不是四面威风、八面玲珑的拳客,只有那些思想有超越、追求有目标、行事有担当、取舍有节度的人,才会跨越时空而得到不息追捧和永久追念,成为一代大侠。
今天,好些社会精英,甚至企业老板游走在企业与太极场间,于各种修心养性之地做起了尘世“半仙”。他们跟随大师修学太极哲学,这使得他们看起来更睿智,更通透。为什么会这样?
多听出世者的话,就会使人生的方向感得到强化。
他们远离尘世纷扰纠葛,加之那些精神道场的清净恬淡,这一切都使得那些见惯了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成功人士,心智得以升华,灵魂得以超脱,人活着的意义和价值自然也看得更加清楚了。如此一来,他们在处理日常事务时,反而就能删繁就简、提纲挈领了。如荀子所言,“明主好要,暗主好详”。
这样我们就逐渐明白,在一个高下差别明显的社会里,怎么会普遍存在阎王好见、小鬼难缠的现象了。说白了,大人物的境界高,是因为他们不再需要用一些虚伪做作的形式主义来故作神秘和奇伟,平易近人并非他们的伪装,而是一种自然而然。大人物自觉不自觉地会从“大道”的角度审视周围的人与物,他们眼中的一切都是平等的,都值得尊重与敬惜。这就是庄子说的“以道观之,物无贵贱”,这是一种真实的、朴素的、低调的价值观。
综而论之,超脱就是站得高,站得高自然看得远,看得远自然位子稳——这便是太极之境,持续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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