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黄炎培在《教育杂志》发表题为《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的文章“析言之，即所谓德育者宜归于实践，所谓体育者求便于运用，而所谓智育其初步一遵小学校令之规定，授以生活所必需之普通知识技能”旨在向教育界人士阐述“德育、智育、体育”的分野，大意也没有脱离“体”、“用”二字。
1916，教育家梁鸿卓认为，应在塾舍附近选择废园荒祠，或邻舍平坦空旷之地，作为游戏运动的场所。他们认为，作为私塾办理者，不知体育者是不配为塾师的。作为现代培养人才的机构，不提供学生体育运动场所，也是不配称学校之名的。积极推行“体育”。
1917年4月1日，作为一名“新青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笔名，发表了《体育之研究》，从“释体育”、“体育在吾人之位置”、“前此体育之弊及吾人自处之道”、“体育之效”、“不好运动之原因”、“运动之方法贵少”、“运动应注意之项”、“运动一得之商榷”等几个方面，全面阐述了“体育”的重要性。行文之中，虽力图推行“体育”这一洋概念，不经意中还是喜欢老祖宗自己的词汇“运动”。
更有意思的是，孔祥熙于1907年在山西太谷创办铭贤学校（山西农业大学的前身），力图推行“英语、体育、辩论”，当地人都说铭贤学校的学生是“三长一短有味道”，带有讽刺意味。认为体育者，体育不是正道哪能叫课，只能算是玩玩。人们在背后责骂孔祥熙：你一介孔圣人的后代，居然搞起了这一套，真是辱没祖宗，不成体统。至于说铭贤学生有“味道”，其实是讲卫生。当时，孔祥熙要求铭贤学生养成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习惯，并鼓励大家多从教务处领用肥皂。看来，在老百姓的眼光里，“体育”还是被当成“洋皂”一般，当成是有怪味道的洋玩意儿。
而《杨氏太极拳谱》中“文者体也，武者用也。文功在武，用于精气神也，为之体育，武功得文，体於心身也，为之武事。 夫文武又有火候之谓，在放卷得其時中，体育之本也，文武使于对待之际，在蓄发适当其可，武事之根也。”中的“体育”概念，即便在上述各位力图推行“体育”概念的文字中，也是没有涉及到的。
在1868--1892这二十余年间，“体育”一词，尚未在国内“推行”，教学意思上的体育概念也没有被教育界重视前，而《杨氏太极拳谱》的作者，便已经运用中国哲学“体”、“用”概念为“体育”下了定义，并试图区分“体育”与“武事”。而且从行文来看，作者不但能够熟练驾驭这一新生词汇，而且对中国古典哲学在驾轻就熟。杨家杨露禅到杨澄甫祖孙三代尚武寡文，能够籍凭己身的功夫，博得“杨无敌”的美名，但要为“体育”下一个定义，则是万万不能的。何况当时这一新的词汇，或许只能在一定的社交拳内盛行，不置身该语意环境中的人，即便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也是不可能写出这篇拳论的。
由此可见，《杨氏太极拳谱》的捉刀者，必定是在1868—1892年间置身“体育”这一新兴概念的语意环境中的人。
这一特定语意环境中的人，只能符合以下几个条件：
1、参与或赞同洋务运动（大凡保守派，是不屑于使用新概念的）；2、或许去日本留过洋（这种可能性很大）；3、出入清代王公、贝勒府上（杨无敌当年在北京身价很高，一般的人可能还没有资格从其学）；4、饱读经书（这一点很重要，一般的八旗弟子，成天以蛐蛐罐和鼻烟壶为友的，不可能写出这等文字来）；5、对太极拳有一定的造诣（杨家拳谱，虽全系杨家口传，但己身没有一定的太极拳功底，也不可能写出传神的文字来）。
1868—1892年间，能够符合以上五个条件的人，应该不会很多。
列举以上条件，算不得抛砖引玉，只待适当其位者对号入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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